1948年2月24日,向哲濬在法庭上宣读对被告人板垣征四郎的起诉总结。　(资料图片)

一段上世纪40年代的影像资料,深深地震撼着向隆万。这是他的父亲——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向哲濬在东京审判庭审时的一段录像。“录像里的父亲太让我意外了,他是那么不容侵犯,他是那样神圣地代表中国人站在历史里”。

作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参加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他是带着国仇家恨参加东京审判的。”向隆万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中国检察官团队的主要贡献是起草《起诉书》,其中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日本侵华有关;提出大量人证物证;进行有力的辩论反诘。

根据庭审记录,向哲濬的10次发言贯穿检察阶段始末。当年的翻译张培基教授认为,向哲濬法庭用词特别严格,英语非常精彩,外国人都很折服。

父亲打的每一张纸,都是日本侵略军的累累罪行

向哲濬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时,向隆万只有5岁。“直到父亲去世,我对他参加东京审判的细节几乎一无所知”。

可是,有一个片断深深印在幼年向隆万的记忆里。

家里有一台“雷明顿”牌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黑色机身,47个圆形按键。向哲濬每次从东京回家探亲,总是匆忙吃完饭就坐在这台打字机前,敲打出一页又一页英文资料。“后来才知道,父亲打的每一张纸,都是日本侵略军的累累罪行”。

1892年,向哲濬生于湖南宁乡农户,家境贫寒。甲午海战与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使向哲濬从小就立下报国强国的志向。

1917年,向哲濬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文学院、法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深造,获得文学士和法学士学位。

1925年,回国后的向哲濬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法政大学任教。为了取消列强在中国租界享有领事裁判权的不平等条约,向哲濬参加了北大“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并任法学权威王宠惠的秘书,1927年,王宠惠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向哲濬随他到南京任司法行政部秘书。第一件工作就是实现了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夙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建。根据外交部、司法行政部提名,12月8日向哲濬、梅汝璈二人被批准为远东国际法庭我国代表。1946年2月7日向哲濬偕秘书裘劭恒到达东京,直到1948年11月闭庭之后才回国,参加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

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中国检察官首先提出了11名罪大恶极甲级战犯的名单,包括法西斯元凶东条英机,策划“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的特务头子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等。

由于中国检察官团队以及国际检察局同仁的努力,法庭接受了大量证词与证据。经过中国法官梅汝璈以及法官中多数派的努力,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罪大恶极的日本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并于1948年12月23日执行。

“从筹备到落幕,几乎长达三年之久,父亲参加了这一正义审判的全过程,见证了这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向隆万说。

从下列数据亦可以看到东京审判之艰难:

被起诉的甲级战犯28名;开庭818次;审判记录48412页;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人,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1213页。

在向隆万眼里,作为中国代表团主要负责人,父亲和梅汝璈法官以及他们的同事,肩负亿万父老的嘱托,面临重大的压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辱使命。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从最近出版的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向隆万发现向哲濬在法庭有20次讲话,从1946年5月14日,即检察阶段伊始,到1948年4月16日,即检察阶段最后一天。所有讲话都是基于确凿的证据,很少情绪化言辞,体现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向哲濬这20次讲话在庭审记录中占306页;而首席顾问倪征日奥讲话16次,在庭审记录中占626页!

和收集书面证据相比,邀集证人出庭,难度更大。既要掌握被告人犯罪的真凭实据,又要有在法庭当众表达的能力。尽管准备时间短,人手少,中国检察组还是邀集了15名在中国的中外证人出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些证人之中既有高官,又有受害人和见证人。

高官的代表是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的“执政”溥仪,以及曾任北平市长的秦德纯将军。由于中国检察官做了大量工作,两人分别作证8天和4天,对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前后的罪行作了充分的揭发,在庭审记录中分别占453页和247页之多。

华北钢铁公司陈大受和上海浦东电器公司的童受民先后出庭作证,揭露了日本经济掠夺的严重罪行。

东京审判揭露出大量日本侵略罪行,其中最令世人震惊的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检方证人有11名,其中8名直接来自中国,既有受害人代表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梁庭芳,更有4名见证人代表,特别是3位美籍证人威尔逊医生、贝茨教授和马吉牧师的证词和摄制的纪录片,纪录了日军烧杀抢劫强奸的真实场面,留下铁证,给世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东京审判依照英美法系,检方辩方都可以举证,都可以邀集证人出庭。双方辩护人都可以对被告人和证人质询、反诘,互相之间还可辩论。法庭辩论之激烈,不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仅举一例,1947年10月6日开始进行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阶段。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首席顾问倪征日奥和顾问桂裕3位法学家代表检方出场,轮番和被告人的两名日籍辩护律师山田半藏、阪埜淳吉以及3名美籍辩护律师库宁汉、马蒂斯、布鲁克斯进行激烈辩论。按庭审纪录统计,10月6日检方3人共发言62次,辩方5人共发言93次,持续整整一天!

在收集东京审判史料时,向隆万看到了当年庭审的影像资料。

有一段纪录片正是上面举到的辩论。日本律师山田半藏首先读着1931年大阪株式会社的报告,说中国东北存在“反日活动”,向哲濬坐在一旁用同声传译耳机听着,突然表情严肃起来,山田发言还未结束,他就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话筒前,代表检方,抢过话筒,严正拒绝日本律师的所谓“证据”。

向隆万被深深震撼了,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父亲的另一面。

向隆万出生时向哲濬快50岁了,印象里,父亲总是慈祥儒雅,温和谦恭,从来没见他和谁红过脸。

生命的后几十年未能发挥法律专长,这是他的终生憾事

从1946年2月到1948年11月,向哲濬检察官共发回函电83封,覆盖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1948年1月他给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信中特别提到,“职自奉命来此,办理检察事务,事繁人少,与在事各员,昕夕从公,未敢懈怠”,表达了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心声。

解放前夕,向哲濬拒绝了国民党政府授予的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职,决心留在上海,回到他喜爱的教育岗位。

向哲濬匆匆租下铜仁路一套仅40多平方米的住房安顿下来,先后在东吴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1965年于上海财经学院退休,时任基础部外语教研组主任。

自东京审判后,向哲濬始终没有做回法律的本行。向隆万从未听他说过半句怨言,向哲濬也很少向人提起东京审判的经历。老人在铜仁路的房子里一住就是38年,直到1987年病逝。

曾经有一位了解向哲濬经历的朋友打趣地问:“向老,东京审判的检察官有多大?”他只答了五个字:“代表国家啊!”

向隆万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出现一系列丑恶言论和行径,包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出现否定东京审判的论调等。向哲濬怒不可遏,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义正辞严的谈话,痛斥日本右翼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耻行径。他还积极配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筹建工作,介绍东京审判的许多情况。

1985年,93岁高龄的向哲濬对媒体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

向隆万说,可惜对于父亲向哲濬来说,改革开放的春风来得太迟了。1987年他病逝于上海,享年96岁。在他生命的后几十年,未能发挥法律上的专长,这是他的终生憾事。如果可能,他一定愿意用他的学识和经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再作奉献。

对向隆万而言,如果再早30年,就可以直接聆听父亲亲口所述的记忆和感受,可惜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再早20年,精力要比现在旺盛得多。“我从退休以后开始搜集这些(东京审判)材料,虽然‘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却常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叹”。(记者廉颖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