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一鞭，挪一步”，在被举报并遭到国家发改委调查之后，山东省交通厅不久前终于发文明确，全面放开“两客一危”车辆卫星监控平台市场和卫星定位终端市场。事实上，类似山东交通部门滥用行政权干预市场竞争的做法，在当前并不鲜见，有些地方交管部门还被查出与特定公司利益输送黑幕；一些物流公司质疑交管部门的某些强制性政策或“推荐”行为增加企业成本。

行政强制，为安全负责还是谋利益输送

据山东省交通厅通报，全面放开省内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市场，不再强制统一调试进入该省市场的车载卫星定位终端，废止现行“终端价格(含安装费)不得高于交通运输部北斗示范工程招标中标价格”的规定，由经营者自行确定车载卫星定位终端价格及安装费。

此前，山东省交通厅因为涉嫌滥用行政权被举报。然而，即便在国家发改委调查后，山东省也只是纠正了部分违法行为。山东省交通厅有关负责人对此解释说，由于事关运输安全，监控盲目放开后可能会产生安全漏洞。对此，国家发改委发函通报，要求其彻底废除不合理规定。最终，山东省交通厅不得不再次整改，并将整改结果向社会公开通报。

交通运管部门滥用行政权的做法，山东并非第一家。有些地方交管部门“指定公司”、“强制统一”的背后，往往被挖出利益输送、权力寻租的黑幕。安徽省淮南市运管处腐败窝案就是一起典型案例。

据检察机关查明，淮南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原处长葛怀虎利用监管权力，把营运车辆检测业务指定给淮田公司检测，没经淮田公司检测的营运车辆，年检时将不予年检。而淮田公司先后行贿运管处600多万元，葛怀虎个人先后从淮田公司索要现金80多万元。

另外，葛怀虎利用上级要求“两客一危”车辆需强制安装GPS定位系统的规定，通过运作，将安装服务公司法人代表换成运管处利益相关人员，以“捆绑收费”的方式，要求当地车主年审必须先交GPS服务费。经查明，葛怀虎累计获取服务费600余万元。最终，葛怀虎被判刑15年，运管处运政服务中心原副主任王常霞、办公室原主任朱华等人也都涉案落马。

从“指定”到“推荐”，物流成本究竟被谁抬高

从事物流业10年的国威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唯告诉半月谈记者，监管部门利用执法权，与指定的检测公司进行利益输送，严重加剧了物流企业的成本负担。

张唯举例，交管部门指定某个检测公司承接车辆检测，当地所有货运车辆就必须到这家公司检测，否则就无法通过审核；安装货车专用行驶记录仪，自己从市场买的产品，功能全部符合要求，七八百元就能买一个，但有关部门指定的，价格高达两三千元，仅此一项企业的成本开支就可能翻一番；有些省市车辆违章代办也形成了利益链条，刚开始不信，但后来自己去办办不了，通过黄牛则能快速搞定。

目前，随着政府权力逐渐规范，赤裸裸的强制指定的做法已明显减少，但有些地方和部门“下有对策”，改头换面变成了“推荐”的方式。天津一家物流公司负责人举例，监管部门规定物流企业需要某项检测才能通过审核，如今虽不再强行指定某个检测场，但监管部门改为“推荐”，物流企业仍然得选择“推荐”的检测场。“虽然要多花些钱，但能尽快把事情办好。”

最近，半月谈记者跟随一辆待检验货车，暗访了车检全过程。待检车进入检测场后，检测场给出的检测结果显示：该货车前轴、一轴不合格。车主被要求按每项15元的价格缴纳调修费。随后，车主把车辆开到检测场院内的维修厂。记者跟随查看，除了听到发动机轰鸣了几下，并没有看到汽修工人对该车进行任何维修，车上的一个螺丝钉都没有被松动调整。全部调修过程仅20秒许，维修厂便开具了“合格”证明。随后，车主将证明送到检测场营业大厅总检窗口，顺利取得二级维护合格证明。

随后，记者连续观察了三四辆初检不合格的车辆，都是在未经任何维修改动情况下获得了合格证明。一位物流公司负责人说，“推荐”的检测场很多都是走走过场，“拿钱买个证而已”，实际上，物流公司还得将“检测合格”的货车开到其他汽车修理厂重新进行实实在在的维修保养。

放权“割肉”，遏制部门利益化靠什么

交通运管部门利用职权人为制造垄断、进行利益输送的现象，并不仅限于上述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力简政放权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这类行为和现象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政府部门做出的每一项决策、规定，都要考虑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是否有利于激活市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尚重生认为，以行政垄断造成经济垄断从而推广或者限制某种产品的行为，原因在于审批、许可、准入和检测等权力都在政府手上，缺乏成熟的第三方机构参与市场秩序的维护。山东、安徽等地的这些案例，体现了简政放权的复杂性。

安徽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常伟分析，由于很多行业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很难分清到底是出于安全监管的需要，还是部门利益暗中作祟，因此，在现实中，两者往往是兼而有之，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无法彻底分离，准确把握其边界极为困难。正因如此，行政权力运行必须公开透明，让社会、企业、媒体等多方面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暗箱操作的机会。

尚重生说，简政放权就是政府给自己“割肉放血”，必然会面临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许多权力放到“红顶中介”、“指定机构”、“推荐企业”身上，其实质仍是政府部门变相掌控权力。由于类似的行为太多，有时候上级政府的整改令只能治标不治本。

专家呼吁，要培育独立的、有公信力的社会组织，将一部分权力从政府手中解放出来。当前，我国社团的登记、运行、监管等方面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善，首先应当完善对第三方机构管理的相关法规。同时，还应强化行政立法，将政府权力纳入法治轨道，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记者 程士华 陈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