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一家叫“携职”的小旅社就像座中转站，创立7年，超过3万人次曾栖居于此。他们大多是毕业后工作还没着落的年轻人。有人待两天就走，有人长住一年，也有人不断离开，又不断回来。

每年6月到7月的毕业季，是这间旅社客流量最大的时候。每天，都有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在这里发生。

旅社所在的小楼，紧邻杭州支付宝大厦。虽然躲在现代化的写字楼群背后，它看上去灰头土脸，却塞满了年轻人五彩的梦。

在杭州，一家叫“携职”的小旅社就像座中转站，创立7年，超过3万人次曾栖居于此。他们大多是毕业后工作还没着落的年轻人。有人待两天就走，有人长住一年，也有人不断离开，又不断回来。

每年6月到7月的毕业季，是这间旅社客流量最大的时候。每天，都有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在这里发生。

旅社所在的小楼，紧邻杭州支付宝大厦。虽然躲在现代化的写字楼群背后，它看上去灰头土脸，却塞满了年轻人五彩的梦。

何文杰决定逃离杭州。在这里，这个1990年出生的嘉兴姑娘读了4年大学，找了一年工作，又考了一年研究生。

但“一切都让我感到失败”之后，她决定回老家某个小县城，“给小厂当会计去”。

两年前，何文杰是全国699万高校毕业生之一。201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49万，她的未来还是没有着落。

在过去一周里，她蜗居于杭州一间旅社的8人间，住宿费28元一天。那里还住着不少像何文杰一样，希望在杭州找到未来的年轻人。

这间“携职大学生求职旅社”像一座中转站，创立7年，超过3万人次曾栖居于此。有人待两天就走，有人长住一年，也有人不断离开，又不断回来。

旅社在杭州城西一座三层老楼的第二层，有130个床位。仅隔一条绿化带，是建筑面积接近10万平方米的支付宝大厦。从旅馆一侧房间的窗户看出去，那两座闪烁着晶莹白光的建筑是最主要的风景。

那里也是曾蜗居在旅社的大多数年轻人，最想去的地方。

她无法张口跟家里要钱，又没勇气重新打工、考研，躺在28元一天的床位上，她开始考虑“回老家”

不到早晨7点，闹铃声就开始从旅社的各个房间传出，有公鸡打鸣，也有电子乐。

紧跟着，走廊里掠过拖鞋接触地板噼噼啪啪的动静。男孩穿着T恤短裤，女生还没换下卡通睡裙，一起涌向公共盥洗间。

灰白暗淡的灯光笼罩着他们饱满的皮肤和脚下破旧的塑料防滑垫，牙膏的薄荷味、洗面奶的香味和洗手间的污浊气息混杂流动。

何文杰站在他们中间。她早早爬起来，套上已经穿了两天的衬衫，决定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也许再过一小会儿，就会有企业人力部门打来电话，告诉她被录用的消息。

从7点半开始，年轻人陆续走出旅社。一个穿着西装套裙的小姑娘画了淡妆；一个小伙子抱着厚厚一摞简历，怕折坏，舍不得塞进背包。

徐玉娟逐一招呼他们。差不多一年前，这名四星级酒店西餐厅领班到携职旅社当主管。

“从前说得最多的是领导您好，贵宾您请，慢走再来。”徐玉娟记得自己“腰始终是弯着的”，但到了这间青年旅社之后，她的工作语言换成了“‘面’得如何”、“早点回来”和“记得带伞”，且再也不用踩着高跟鞋站上整整一天。

这天早晨，她套着一件“超人”图案T恤，和何文杰并排坐在旅社前厅公共区域的沙发上。

“要不要再考研试试？”她小心翼翼地问。何文杰不答，手指漫无目地地划着手机屏幕。

“等不起了。”这个只不过25岁的姑娘粗重地呼了一口气，脑袋低垂得看不见眼睛，刚刚她已经看到3个老家同学在朋友圈里“晒娃”了，但自己连男友都没有。

住在“携职”的一周里，她觉得，自己被困住，“不能往前走，也退不回去”。

在中国计量学院读大四时，一直在必胜客勤工俭学的何文杰获得了这家国际连锁餐饮企业的一个职位。这份工作从做比萨饼、炸薯条学起，与“高大上”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她不想整天和土豆、面粉打交道，梦想着一份真正的审计工作。

在辞职、复习了半年之后，何文杰通过国家统考，进入上海某大学研究生复试环节。

“我以为自己一定会成功。”工作攒下的积蓄快见底了，她得知，没有被录取。

在为考研而租住的阁楼里，何文杰拉上窗帘，没日没夜地上网、看连续剧，“不记得吃过什么，就那样过了一个月”。

接下来半年，她四处求职，“就是想留在杭州”，但因为没工作经验，一直失败。一家机构看中她考过审计方向研究生的经历，但她觉得“起薪只有两千块，根本活不下去”。这名必胜客曾经的员工成了名副其实的“毕剩客”

母亲数次病重，她无法张口跟家里要钱。重新打工、考研，她又没勇气。她住进携职旅社，躺在28元一天的床位上，开始考虑“回老家”。

整整一个上午，何文杰的电话并没有响过。午后，她背起背包走出旅馆房间，空着肚子和心爱的城市道别。

另外7张床铺的主人都不在。在这个临近毕业的求职高峰时期，寄居在旅馆里的年轻人，白天大多在外奔忙。

7年前，就在何文杰憧憬着到省会读书之时，温州人温少波也相中了杭州。在这位新闻主播出身的商人眼中，大量来“人间天堂”找工作的年轻人，意味有钱可赚。

“携职大学生求职旅社”在城隍山下的一条窄巷子里开张，总共有200多张床，最便宜的10元一天。

“说是就业形势越发紧张了，可这些年轻人的情况其实没怎么变。”这个接待了7年求职大军的老板说。住在“携职”的“毕剩客”多是二本、三本院校的毕业生和大专生，一些年轻人“高不成、低不就”。

何文杰径直穿过旅馆门廊，没再像往常一样抬头去读门楣上的横幅：“明天的你一定会感谢今天努力的自己。”

她走下楼梯，身上的牛仔衬衫洗得褪了色，身影被灰扑扑的台阶和墙壁一下子吞没。

“有点不甘心，但实在撑不下去了。”何文杰说。但直到这一刻，她还是和以前一样，觉得“杭州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