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学点普遍缺生源生存堪忧 教师全科任职收入少
半月谈| 2015-06-23 14:05:09

半月谈记者近期采访了多个省份的农村教学点。这些散落在大山深处的学校,在生源不断衰减中选择了坚守。留守学校所面临的困难大同小异,但每所学校都有一段属于自己、或暖心或无奈的故事。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这些故事所折射出的问题,发人深省。

留守村校生存状况堪忧,拿什么留住乡村教师

留守学校,在国旗飘扬的地方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地处大别山腹地。站在县城举目四望,绵延的青山深处隐藏着无数村落,居住分散,山道难行。当地人告诉记者:无论村落多偏僻,只要山沟沟里看得到飘扬的国旗,就一定有村小。全县171所村小“镶嵌”在山沟、山腰乃至山顶,以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张冲乡黄畈村,按照山腰上一面国旗的指引,穿过层层的茶园梯田和农家,记者来到沿河小学教学点。

一方空地作操场,摆着乒乓球台;五间平房作教室、餐厅、厨房、厕所以及办公室,若不是国旗以及围墙上的标语,旁人很难相信这个比普通农家大不了多少的地方,竟然是一座拥有29年历史的老校。学校唯一的老师徐翠云告诉记者,学校的老校址在山上,面积大也很气派,如今学生少了,学校就搬到山腰,把曾经的操场改成了教学点。

上午10点,二年级的数学课,教室里6张书桌、6个孩子,他们是这里的全部学生。

“一公里是多远?”徐翠云问前排的4名学生。

“老师,我家到学校是一公里。”学生们抢着发言。另外两个孩子是一年级的学生,他们的课被安排在第二天,此时正在安静地看书写字。

11点上完课后,徐翠云来不及休息,直接奔进厨房,洗干净自家菜园种的菜,为中午留在学校的孩子准备午饭。沿河小学的6名学生中,最小的5岁,最大的9岁,都住在附近的山沟里,父母均在外地打工。

村小不仅是学校,也是留守儿童的另一个家。五间瓦房让沿河小学的孩子们“居有定所”。相比之下,朱国军和他的14个学生则没那么幸运。

朱国军是湖南慈利县金岩乡刘坪教学点唯一的教师。每周一早晨,他都会认认真真带着学校仅剩的十几个学生,在一根木棍做成的“旗杆”前,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杂草丛生的校园里,没有音乐伴奏,14个孩子,仰着头跟着老师清唱国歌。这是刘坪一道独特的风景。

刘坪教学点的校舍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不久前,这里被鉴定为D级危房。如今,朱国军不得不带着14个孩子,租用一户农民的房子作为临时课堂和宿舍。杂草丛生的校园里,“旗杆”孤零零地伫立着,仿佛和老师、孩子们一样,在无声地盼望着遥遥无期的新校舍。

农村教育仍是 “一个都不能少”的命题

缺老师、少学生,有的甚至没有固定的校舍,这是很多农村教学点的真实写照。复式教学、全科任职、身兼数职、收入微薄对于教学点的教师而言亦是常态。即便如此,接受采访的教师也一致认为,村小必须坚守。一位老师说:“有人嫌学校条件差、老师年龄大,但在农村,没有这些‘麻雀学校’,娃娃们的求学路会更加艰难。”

事实上,“一个都不能少”,不仅是教师的一种责任感,而且是乡土社会的需要。如今,村小的逐渐衰落,加上人口流动、城镇化推进等因素,在瓦解传统农村社会的同时,也使得生源自下而上流动,进而促成了当前“村空、乡弱、城满”的教育格局:农村学校发展陷入停滞,而在生源密集流入的地方,大班额、巨型校愈发常见,寄宿、陪读等也不断加重着农村孩子上学的负担。

在宁夏原州区东岳小学,学生人数已经从2009年的421人,增加到今年春季开学时的1105人,其中98%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13岁的杨杨是东岳小学六年级二班班长,在他二年级时,全家从原州区张易镇搬迁到城里。杨杨的母亲柳丽霞去年做了胆结石手术后至今仍在家静养。17岁的哥哥辍学打工,但仍旧入不敷出。父亲杨富强工作十分不稳定,家里每月支出在1600元左右,但杨富强今年3月却一天工也没打上,4月也就上了六七天工,就算好好干,一个月下来也挣不到3000元。

“生源向上流动,陪读家庭增多,不仅提高了农村学生的教育成本,也给当地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说,在一个上百人的大班级,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在记者采访的贵州毕节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六盘水市,中小学大班额现象十分普遍。在贵州省威宁四中,设计容纳45至50人的教室,有的已经坐了100多个学生。记者采访时看到,这些教室桌椅从讲台前一直排到后墙根,每排之间仅相隔30厘米左右,学生不得不笔挺地坐着。

拿什么留住乡村教师

但由于生源普遍较少,教学点生存状况依然堪忧。

2012年,国家全面叫停了对农村学校的盲目撤并,农村教学点数量也由2011年的6.7万个增加到2013年的8.2万个。数量虽然增加,

邬志辉告诉记者,学校的公用经费由国家通过预算内的教育事业费定额拨付,与学生的数量成正比。“小学的规模只有超过120人,学校每年才有可能对自身有新的投入。”邬志辉说,一所规模为50人的小学,一年的公用经费只能勉强维持简单的日常开销,根本谈不上发展。

随着生源减少,教师结构性短缺的问题日渐凸显,像徐翠云这样被迫全科授课的教师越来越多,不仅如此,新鲜血液的缺失,使得教师队伍日渐老化。在愈发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这些教师已经很难适应教改的新要求。

前不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被摆上了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计划,乡村教师吸引力有所提升。2014年,中央财政共下达综合奖补资金21.14亿元,有20个省份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平均补助标准达到每人每月352元,其中23%的实施地区平均标准在500元以上,最高补助标准达每月1400元,极大地调动了优秀教师留任和到任的积极性。

根据《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如果月薪达到4000元时会有79.4%的师范生愿意去农村任教,月薪达到5000元时会有70.6%师范生克服困难到边远艰苦农村任教。显然,提高教师待遇,是吸引年轻教师下乡从教的最有效举措。

在提高待遇的同时,还要实行向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倾斜的职称评定政策。邬志辉建议,应适时考虑中小学教师学历增长的实际,调高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分配比例,并对农村予以倾斜。同时可设立农村骨干校长、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和教坛新秀津贴,吸引更多优秀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

除了待遇和发展空间,居住条件也是乡村教师面临的一大难题。记者了解到,当前特岗教师和免费师范生都以女生为主,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居住条件不便,从安全角度考虑,这些教师大多被安排在乡村中心小学或规模稍大的学校任教。

“能不能为他们解决周转房,能不能多考虑一下他们的婚姻难题,能不能促进教师间的关系和谐,能不能帮助解决教师子女升学问题,这些都将影响教师的去留。”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秦玉友说。(采写:陈诺 袁汝婷 艾福梅 谢樱 李双溪 李春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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