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丹阳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称，不搞政策洼地，不会影响第三批自贸区推进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带动的新一轮开放掷地有声，红利将密集释放。《经济参考报》记者16日从商务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济南市、南昌市、唐山市、漳州市、东莞市、防城港市，以及浦东新区、两江新区、西咸新区、大连金浦新区、武汉城市圈、苏州工业园区等12个城市、区域，被列为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

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接受《经济参考报》独家专访时指出，当前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仍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需要啃硬骨头。试点不是搞政策洼地，而是突出体制机制创新，疏通整个开放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将使新体制的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协调。

探索 两年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5月16日下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京召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工作部署会议。

据介绍，此次试点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不超过两年时间的试点试验，在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进一步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为“十三五”时期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创全方位开放新局面，打下坚实基础。

试点将主要围绕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各类园区协同开放新机制;推进国际投资合作新方式;建立质量效益导向型的外贸促进新体系;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金融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举措等六方面进行探索。

“试点的探索更侧重与开放配套的改革，形成与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沈丹阳指出，比如说，探索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方面，“外商投资体制管理改革中将审批改为备案制，并且从事前转向事后管理，审批权从中央部门下放后，地方怎么接住?怎么做好服务，以及掌握信息?从促进主体、客体、方式、手段、载体等多方面都要探索新方式新方法”。

再比如，国家级开发区是我国对外开放成功的典型实践，还有国家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新区各种海关特殊监管区，以及近年来我们与其他国家间开展政府间合作建立的智慧园区、创新示范区、两国双园等全新的合作模式等等，都是重要的开放载体，但另一方面，各类园区也到了迫切需要转型升级、重构发展定位的阶段。下一步，各类园区如何创新发展、如何协同开放，包括不同园区之间开放合作的制度设计、平台共享、集成创新，都要探索。

在六项试点任务中，“探索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是综合试点试验中最为亮眼的一个安排”，沈丹阳特别指出，这是为不同试点地区探索对外开放特色优势，开展经验复制推广做准备的，也是鼓励地方有序参与国家对外战略、拓展对外开放广度深度的一个安排。

他进一步阐述，比如说，鼓励地方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城市间加强合作机制建设。中美省州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试点地方与国外的一些地方之间可以探讨如何通过建立机制化合作、互设经贸代表机构、友城对接等方式创新经贸合作方式。

据悉，下一步试点地区还要根据试点方案要求，在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指导下制定本地区的试点方案，报备商务部和发改委。

互补 与自贸试验区“两条线”各自推进

目前，我国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地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是我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平台。通过和自贸试验区的对比，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此次开放综合试点的内涵。

谈及二者关系，沈丹阳指出，应该说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又各有侧重。自贸试验区开放力度大、试验程度深、不少内容涉及21世纪开放新规则等，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做好敏感领域关键环节开放的压力测试。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更加多样性，考虑到了不同地域的发展水平不同，以及不同程度的需求，有助于多梯度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多种形式并存的局面，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通过享有一定的先行先试政策，形成深度交错的试点经验组合，方便其他地区择选应用。

此外，自贸试验区更侧重开放，而开放综合试点更突出新体制，更侧重与开放配套的改革。既包括探索政府部门在开放条件下经济管理体制变革，更加注重推进解决地方政府在对外开放中的公关管理、公共服务的体制问题。如地方行业商协会、服务促进功能、外向型人才政策、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管理等。

从试点的范围来看，自贸试验区的面积一般相对较小，均为100多平方公里，先行探索的主要措施主要集中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侧重是“点”。综合试点试验城市和区域面积一般比较大(甚至超过1万平方公里)，是“面”。因此，可试点的行业更为宽泛，包括现代农业、一般制造业、产业集群及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对外开放层次、水平差异较大，覆盖的基层组织、市场业态更为完备，更能体现国内不同地区开放的特点。

“自贸试验区更强调对标国际投资贸易新规则;12个试点地区的综合试点试验则更多立足于开放型经济体系、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推动形成内生发展动力。一个自外而内，另一个自内而外。”沈丹阳说。

对于开放试点是否会影响到第三批自贸区的推进，他表示：“应该不会。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和自贸试验区是两条线，各自推进，因此不会有影响。这次上海浦东新区被选作试点，它同时也是自贸试验区。”

改革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啃硬骨头

之所以要选择试点的方式推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沈丹阳坦言：“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有难度和需更加细化、深化的事项，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在他看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仅是“开放”，其实质是“改革”，包含“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和“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两层内涵。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鼓励一些地方先行先试，可以总结经验、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如果支持一些地方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这个顶层设计文件的指导下，结合各自实际和比较优势，进一步大胆创新，通过上下联动、以点带面，形成经验，再复制推广，这样整个工作推进起来就会比较稳妥。”沈丹阳说。

具体而言，中央和地方双向推进，有利于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点工作尽快落地。《若干意见》中的46项专项工作，既需要中央部门从国家层面制定政策进行推进，也有相当一部分重点工作需要地方结合自身实际，在中央政策指导下尝试突破，有必要通过综合试点试验，增强地方主动性、积极性，自我加压，积极有为地探索解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的突出问题，疏通整个开放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使新体制的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协调。

此外，部分地方先行先试再总结推广其成功经验，有利于推进国家层面的体制构建。沈丹阳说，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仅是“开放”，实质是“改革”。在酝酿试点方案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部分沿海、内陆沿边省市反映，当前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仍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需要啃硬骨头。选择部分城市、区域先行先试，先易后难、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取得经验后再复制推广，有助于凝聚共识、协力攻关，真正破解制约开放发展的制度障碍，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

沈丹阳表示，试点还有利于把控开放风险与节奏，有利于促进有序开放、安全开放。我们现在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开放与安全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这次综合试点试验，也是基于可能会遇到一些无法预估或者难以有效应对的风险而采取试点先行、有序推进的一种稳妥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