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ZTE)的处罚提醒人们，尽管在联合国(UN)核视察之后，对伊朗的制裁在1月已经部分解除，但制裁依然具有杀伤力。

此前，昆仑银行(Bank of Kunlun)被列入违反禁运规定者名单。该银行的成立是为了处理伊朗遭禁运期间，伊朗和中国之间的石油换贷款和基础设施协议。尽管如此，在一系列官方倡议的支持下，中国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去年就在为两国间的合法业务往来做准备了。按照中国“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对外投资计划的构想，中伊经济往来在接下来10年将增加至5000亿美元，是现在的10倍；伊朗认缴了亚投行(AIIB)不到2%的初始股本；中伊两国还商讨了设立双边货币互换额度。然而，随着双方就如何处理伊朗资金解禁后，中方账户中的200亿美元合同欠款商议条款，以及随着自身坏账问题日益恶化的中国内地银行，逐渐理解了伊朗金融体系危机的严重性，最初的乐观烟消云散。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和新当选的改革派议员，都曾提醒人们注意伊朗金融体系危机的严重性。

对伊朗的制裁解除后，中国在银行业务和贸易上面临着新的竞争，有来自欧洲的竞争，还有来自印度、日本和韩国等亚洲竞争对手（这些国家都出动了各自的国有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竞争。

2月，伊朗的银行重新连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网络，中国的工商银行(ICBC)申请了伊朗本土和基什岛(Kish Island)自由贸易区的经营牌照。伊朗政府下属的银行正在重启它们在中国的业务，Bank Pasargad等较小型的私有银行也宣布了在中国内地设立分支的计划。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近来是德黑兰证交所(Tehran Stock Exchange)的常客，在整个2月份，德黑兰证交所的指数上涨逾20%，日交易额增加了一倍，至1亿美元，平均市盈率为6倍。

然而在制裁放松后，伊朗的经济和银行体系依然不景气。油价走低、以及更密切的分析性检视（尽管缺乏实时可靠的官方统计数据），更凸显出伊朗的困境。

截至3月的这一财年里，伊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可能几乎为零，未来的反弹也无法抵消持续数年的衰退。通胀之前处于40%-50%的水平，部分由于汇率企稳，通胀如今有所改善，但依然处于较低的双位数。正式市场和平行市场的汇率分别处于1美元兑3万里亚尔和3万5里亚尔的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说法，两个市场将在9月实现统一，但这一时间表一再推后。伊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去年10月份的一项“紧急”刺激方案中再次放松，此前这些政策通过削减补贴减少了财政赤字，并通过实行25%的利率压低了通胀率。伊朗还为小企业项目划拨了25亿美元，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10%，同时为汽车和房产提供优惠消费信贷额度。

根据IMF去年12月份发布的年度“第四条款磋商”(Article IV Consultations)报告，伊朗的银行，尤其是那些占主导地位、笨重的大型国有银行，迫切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伊朗的银行须遵循过时的《巴塞尔协议I》(Basel I)中的审慎标准，但伊朗央行缺乏监督和决议能力，也欠缺完善的会计和分类规范。伊朗报告的资本充足率约为5%，这不到伊朗的中东邻国的一半，其报告的15%的不良贷款率被广泛认为低估程度高达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