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有一个“赵处长”，在短短4年内就贪污受贿2亿多元，成为“小官大贪”的典型。现实中，有一名村干部，在18年里将村集体资产通过各种渠道转移、侵吞，变为私有，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此人就是安徽淮北市烈山村党委原书记刘大伟。出逃美国的刘大伟归国被抓后，好多村民放炮庆祝。(《安徽商报》5月8日)

一个村书记，居然能够贪腐侵占集体资产1.5亿元，“胃口”够大，也够“能干”的。在朋友圈留言和网友跟帖中竟然不乏艳羡者。是人们已经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了吗?难道公众对于类似的“大官大贪”“小官巨贪”已经失去了新鲜感，只剩下了对金额的好奇?

当然不是。无论“大贪”还是“小贪”，其所侵占的都是民脂民膏、公共利益，要说公众不在乎、不愤怒，显然是说不过去的。问题是，愤怒之余，公众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一个小小村官可以在18年里蚕食鲸吞1.5亿元却无人过问?各类监管制度、约束机制、举报渠道为什么统统失灵，直到刘大伟赚了个脑满肠肥，在安徽省委第五巡视组的介入之下才捅破了这个脓疮?

所有的问号，其实都可归结为一句话：负责监管的“上级”去哪了?

刘大伟一开始担任村集体企业友谊二矿矿长，他大肆侵占公共利益就此开始。刘大伟不仅是一名村干部，还是一名标准的商人。他之所以有能力私吞巨款，跟村企业的营利能力是分不开的。即便是集体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也有责任对其实施监督管理，“企业厂长(经理)侵犯职工合法权益，情节严重的，由企业所有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集体企业何以成了管理者自家的“摇钱树”?

刘大伟把村集体的矿装进自己的口袋，疯狂聚敛，就算上级一时不知情，也不至于闭目塞听18年之久。报道说，刘大伟后来担任了村书记，据说是因为落实上级拆迁任务时手段强硬，那么，除了“拆迁给力”之外，有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这些问题，随着刘大伟的落网，以及司法程序的展开，应得到解答。既要调查审理清楚刘大伟本人的贪腐问题，也要调查清楚刘大伟依附的利益链条;既要严厉惩治侵吞集体资产的村书记，也要铲除造就刘大伟的土壤。

从常识看，一个小小的村官，即便再强势、再蛮霸，若想做到“一手遮天”，往往也难乎其难。除了老百姓的举报，任何一个上级部门的介入，都将形成强大的压力。反之，如果这些对刘大伟都构不成威胁，甚至其主导的友谊二矿与上级相处甚欢，恐怕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头上有顶保护伞。

这一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地方在基层治理方面仍存在巨大问题。一方面，掌握资本的人为所欲为，并染指基层政权;另一方面，监管者充耳不闻。这些均会导致基层组织出现“黑恶化”的倾向，阻碍民众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至少在淮北市烈山村，已经出现了基层治理生态的严重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