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税率不利于人才集聚

当前工薪个税不仅不利于培育中产阶层，而且最高45%的边际税率过高(月应纳税所得额超过8万元)，不利于吸引高端人才在中国(内地)纳税，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而真正的富豪通过众多避税手段来躲避高税率，使得个税“调高”难。

黄奇帆表示，当前，个人所得税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工薪所得实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跟周边比，中国香港只有15%，新加坡为22%;跟发展中国家比，俄 罗斯只有13%，巴西为27.5%;跟发达国家比，加拿大为33%，美国为39.6%。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税前抵扣项目也不少，投资买房、按揭利息、子女学 费、看病就医、抚养赡养等大项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

黄奇帆表示，许多跨国公司在亚太区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我国，但其亚太总部大部分设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主因之一就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过高，达到邻近国家或地区的两倍多，同时也没有合理的退免税政策。

目前，以工薪为主的劳动所得个税最高45%税率远远高于资本所得20%的个税税率，这也引起工薪阶层不满。

一位年薪百余万的税务总监此前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加班加点挣得的年薪却要缴纳三四十万元个税，而有人炒股一夜暴富挣了几百万元，股票转让时却不用交税，不太公平。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樊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由于个税税制设计之初，我国缺乏资本，因此当时对资本轻税，对劳动重税。而现在客观条件已经改变，应该更加鼓励劳动所得，加强对资本征税，平衡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税负水平。

黄奇帆表示，工薪阶层尤其专业技术人才，由于收入来源单一、税收由单位代扣代缴而成为个税收入的主力，这个占比已升至70%左右，而美国个人所得税的 70%左右来自10%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我国高收入群体避税动机很强、方式很多。因此，高税率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高税收。

张健菁 称：“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企业老板不拿工资，或者拿着1元钱工资，从而不用缴纳工薪个税。他们卖掉股权获得的投资所得也只需要缴纳20%的个税，远低于目前 最高45%的边际税率。当然这些做法属于合理避税，并不违法。但真正富豪缴纳的个税比工薪阶层还低，这就使得当前个税改革迫切。”

当然，把国内取得的收入放到海外并不意味着不缴纳个税。张健菁表示，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CRS)，将与其他国家互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未来个人海外收入将被本国税务机关掌握，此举目的就是打击利用跨境金融账户逃避税行为。

下调工薪税率建议不一

对当前工薪个税税率和级距进行调整已经达成一定共识，即应降低45%最高边际税率，减少税率级距，扩大级距范围。具体如何调整各方有不同意见。

黄奇帆建议，首先降低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所得最高税率，由45%下调至25%，作为推进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的突破口。

杨志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考虑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个税最高税率更低，并与企业所得税税负(25%)相对接，我国工薪个税税率最高边际税率可以考虑定在 25%。他建议，可以将现行工薪个税7档降为6档，对月应纳税所得额在5000元以下，适用3%的税率;5000~1万元适用5%税率;1万~5万元适用 10%税率;5万元~10万元适用15%的税率;10万元~20万元适用20%税率;20万元以上适用25%税率。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李迅雷近日撰写文章《个税改革：需要知行合一》称，实际上，各地为了鼓励人才引进，留住税收大户，也多采取对高税级被征税者先征后返的方式，故实际被征 高税级者少之又少。因此，与其现行税制下大量税源被流失，不如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把现行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5级，即把6级(35%累进税率)与7 级(45%累进税率)去掉，剩下5级再做相应调整，最高边际税率为30%，最低为5%。

上述税务总监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是大势所趋。不过，他对工薪个税最高税率降低到25%并不乐观，因为这可能对财政收入影响比较大。

樊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降低工薪税率和级距之前，应该考虑个税在整体收入中的比重保持在什么水平。如果按照本轮税制改革提高直接税(如个税)比重，降 低间接税比重的大方向，个税税率和级距调整后，个税收入如果大幅下滑显然不符合改革方向。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还需要根据个税大数据来合理界定税率和级距 水平。

樊勇认为，大幅降低工薪个税税率做法简单，但调节收入作用和效果并不精准。而通过推出住房贷款利息、教育支出等个税专项抵扣方式，与个人负担紧密相连，减税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