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母亲写信阐述诉因

立案后，郑女士向法院提交了一封写给母亲的信，大意如下：

您已96岁高龄，自我父亲从成都回到我身边至今已6年多的时间里，您没有让我和父亲过上一天好日子，在经济上您常年盘剥我，因为我已经退休，自己的养老金不够替您缴纳敬老院的费用，您和父亲的敬老院费用一再上涨，您再不将自己的养老金拿出来，我实在无力担负。在精神上您常年折磨我和父亲，刚入敬老院时我父亲能够推着您在敬老院里走上一两圈，而现在父亲已经站立困难，需要有专人护理了。而我每天都去敬老院为您服务，从不间断地照顾您，也得不到您的同情。我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突破伦理的底线将您告上法庭，为了请您重新规划生前余年，请您在法庭上重新指定监护人对您进行日常生活照料。

提出两个方案赡养母亲

在信中，郑女士提出了两个方案，方案一是其他子女在五棵松的房子里照顾母亲，因为母亲是超高龄老人，身边必须有人照顾，但母亲不愿用保姆，所以请母亲征求其他子女的意见是否对其进行生活照料和监护义务，如果有其他子女愿意对母亲进行照料和监护，郑女士可以腾出其五棵松的房屋，但母亲必须在有子女陪同的情况下居住。而郑女士自己负责照看父亲。

方案二是母亲仍由郑女士照料，但母亲需把国家给予的基本养老金放到敬老院财务室，由敬老院财务室每月从银行存折上划转基本养老金约3500元，不足部分由郑女士和妹妹共同垫付。同时，郑女士保证每周带母亲出敬老院去餐馆吃一次饭，买母亲喜欢的食物。

郑女士在信中对母亲的存款还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母亲把5名亲生子女都约到法庭上，当着大家的面出具存款单据，并说明除去日后郑女士和妹妹垫付的敬老院费用后如何分配、由哪位子女监管。郑女士在信中称：“这件事必须办，坚决不能在您百年之后，您的其他子女向我索要您的存款。这件事也是我要到法院解决的重要原因，我不能让自己27年(从1989年您得脑血栓开始至今)照料您忍受了难言之苦和折磨，还让您日后给我埋下恶果。”

母女双方均不同意调解

郑女士向法庭提交了公证书、母亲写的字据、存折，以及敬老院工作人员、家政人员和邻居的证言，除详细说明家庭成员情况外，还证明母亲的养老金数年来1分钱未动，且母亲另有存款数十万元。此外，郑女士还向法庭提交了给母亲洗脚、掏耳朵和带母亲吃饭的照片，以证明自己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

在法庭上，郑女士的母亲仅在答辩时称，郑女士所诉事实和理由不清楚、不成立，但对证据未当庭进行质证。法庭上，双方均表示不同意调解，调解工作陷入僵局。

一周后，法官再次组织双方调解，先是认真、深入了解了郑女士和其母亲的情况，发现郑女士和母亲以及郑女士的妹妹三人之间相处的还算融洽，郑女士对父母双方颇尽孝道，敬老院和街坊邻居也有目共睹。而老太太的退休金并不算低，但长年一分不动，加上其他存款，老太太已经积攒了有数十万元。

老人吐露心声达成和解

法官耐心询问老太太为何如此，老太太犹豫许久吐露了心声。她考虑到自己与郑女士父亲系再婚，且双方之前均有其他子女，自己与郑女士父亲再婚后又有了两个女儿，而自己又与郑女士父亲离婚了，郑女士父亲回京后又不肯与自己复婚，考虑到复杂的家庭环境，老了无人管的担心和恐惧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心底，所以才拼命攒钱，打算哪个子女对自己孝顺就把财产给哪个子女。

最终双方经法官劝说，裂痕逐渐弥合，并决定回去仔细考虑斟酌。第二天，老太太交来了和解方案，为妥善解决矛盾，自己决定由小女儿即郑女士的妹妹赡养，所有养老金和存款也都交给小女儿保管和支配，但郑女士必须对老太太尽义务，对其他子女是否尽义务不做强求。郑女士随后也撤回了起诉。

■法官释法

赡养义务包括精神慰藉

本案主审法官刘艳表示，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义务，赡养标准应以老人的实际需求为限，并综合考虑家庭、子女收入、负担等因素。

本案中，郑女士母亲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在郑女士母亲能够独自负担的范围内，法院一般不会再对子女做强制性的要求。但需要明确的是，赡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满足，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赡养义务主要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即便是老人在经济上能够负担一部分或基本能自足，子女仍应履行“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等义务。针对此种情况，法官才既劝说老太太不要过多地希望不在身边的子女尽多大的义务，而要珍惜眼前人，多顾及身边的、对自己正尽义务的子女的感受，同时也劝告郑女士和其妹妹多体谅老人的想法，告知家庭和睦是幸福的源泉。

北京晨报记者 黄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