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伦彬和他打人的竹棒

悔不当初：今后遇事冷静点

案发后，宜宾市兴文县公安局立即介入调查，经多方走访群众，迅速锁定并控制相关打人者。今年10月12日，李业强与打人者赵伦彬等六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由上述六人一次性赔偿李业强各类经济损失12万余元，并向李业强赔礼道歉。李业强自愿对罗某等六人予以谅解，自愿放弃追究上述六人的刑事责任，并请求兴文县人民检察院不再追究上述六人的刑事责任，案件得以终结。

赵伦彬等六人，每人向李业强支付的赔偿金为2.025万元， 这笔钱对于山里的村民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年59岁的赵伦彬，七年前在煤矿遭遇事故，神经被打断，左腿神经萎缩，背上仍嵌着医疗钢板，行走须借助拐杖，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赵伦彬夫妇与83岁的老母亲一起生活，经济来源仅靠妻子喂鸡养猪。女儿外嫁，儿子结婚后，因家里实在太穷，一家搬到了岳母家生活。

“没得办法，要是不赔钱，就要坐牢。”赵伦彬告诉记者，调解的时候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借了六七个亲戚，才借到一万块。还差一万实在想不出办法，最后通过其一个干亲家出面担保，向债主以月息三分的代价借到一万。罗定芝告诉记者，这些年为了给丈夫治病，已经欠下几万元，这次借的钱不知何时才能还清。龙山村党支部书记陈大海介绍，赵伦彬是三级肢体残疾，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差。“这次赔的钱，确实都是借的。”陈大海说，这笔赔款加重了赵家负担。

40岁的甘立鳌是家里的顶梁柱，两个孩子一个读小学，一个读幼儿园。两年前龙山村遭遇冰雹，甘立鳌家的房子被毁，整体搬到了山下路边重建。建房花的15万元，基本都是借的，至今仍欠银行5万、亲戚2万、材料款2万、工钱1万元。这些年，甘立鳌一直在当地跑“摩的”生意，平均每天有一百元左右收入，勉强可以维持家庭开支。甘立鳌是个热心人，村子里的大小事，他都很愿意帮忙，这为他积攒了人气，村里人都愿意照顾他的“摩的”生意。

打“人贩子”当天，甘立鳌心里有点自豪，走在路上村民们都会向他竖起大拇指，他也感觉腰板更硬了，回家后还喜滋滋地向父母炫耀了当天拦截和殴打“人贩子”的经过。“人贩子背后就是骨肉分离，一辈子的痛苦，哪个不痛恨嘛?”甘立鳌的父亲告诉记者，抓到“人贩子”当晚，村里人都非常高兴，他也因为儿子参与抓坏蛋，感觉脸上有光。没想到，第二天警察就找上门来，更没想到会赔钱。

龙山村的老人们告诉记者，虽然以前没有发生过人贩子进村偷小孩子的事，但是场镇上赶场，经常会有扒手趁人多偷东西。扒手一旦被抓到，村民们都是一拥而上，先给扒手一顿胖揍，再捆起来交公安。“从来没听说打坏蛋还要坐牢赔钱的。”对于赔钱一事，当地受访村民没人能从心理上接受，他们认为即使打错人了，但是打人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将来谁家遇上坏人，也没人敢帮忙了!”村民们甚至认为，这事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甘立鳌说，以前总觉得法律是很专业的东西，离自己很遥远，只要自己不偷不抢老实做人，官司就永远不会和自己沾上边。因此，他平时连法制方面的电视都不看，更别说有意识地去学习法律方面的知识。在此事之前，包括苏克娥、赵伦彬、甘立鳌等在内，甚至从来没进过派出所，没和警察、检察官打过交道。殴打李业强后，警察来调查，村民们还美滋滋地认为自己有功，因此赵伦彬和甘立鳌，都非常爽快地就承认自己动了手，甚至还清楚地交待打了几下，甚至以为警察来调查是因为政府要表扬他们。

“通过此事，警察和检察官们给我们讲了很多法律知识，我才知道原来小偷也不能打，更别说没弄清情况的无辜者。”甘立鳌告诉记者，事发后不久，他们六个承认打人的村民很快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去年10月被移送检察院后取保侯审。“如果当时就知道打 人贩子 也犯法，我肯定就不会承认。”甘立鳌说，赔钱的事他没有告诉父母，一是觉得丢脸，二是怕增加老人的负担。10月12日，甘立鳌和妻子悄悄找人借了两万块赔给了李业强。“帮这个忙亏大了，今后遇事冷静点。”甘立鳌说。

律师说法：私力救济不可取

成都市律师协会刑专委秘书长蒋健律师告诉记者，拐卖妇女儿童一直是个打之不尽、除之不绝的社会难题。虽然刑法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课以重刑，司法机关也持持续的高压态度，重判、重处了一批拐卖妇女儿童的违法犯罪分子，但每年仍有妇女儿童被拐卖，造成骨肉分离、家庭破碎，给当事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痛苦和灾难。龙山村误打“人贩子”案件，首先体现出有良知的老百姓们，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深恶痛绝，自发同违法犯罪做斗争;其次，也充分体现了山村群众法律知识的严重匮乏。

蒋健认为，人们对拐卖妇女儿童类犯罪有着天然的愤怒，从情感角度看，村民们的暴力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法律上，这样的暴力殴打、伤害行为是不当的、违法的。对于可能的犯罪嫌疑人，正确的做法首先是核实当事人的身份，不能把外地人都当成坏人;其次是，此案中的关键人证小炜，仅仅是一个九岁的孩子，是没有民事责任能力人，他的话甚至不能作为证据被法庭采信，因此村民对于孩子的话，应该进一步核查确认;第三，即使核实清楚当事人确有犯罪嫌疑，村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控制并扭送公安机关，而不能施以压服嫌疑人以外的暴力进行殴打。

蒋健告诉记者，此案具有普法教育的典型意义，希望公众能从此个案中吸取法律教训。“法不责众，是老百姓的传统法制思维，但这是错误的。”蒋健表示，老百姓在面对小偷、强盗等违法犯罪人员时，有私力救济的习惯，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抓到坏人首先是打一顿，甚至有将人打死的案例，这与现代法制思维背道而驰。“法律规定，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审判，不得认定其是罪犯。”蒋健说，即使是已经被法院判决有罪的罪犯，除专门的司法机关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对其实施惩处和暴力伤害。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主任郭刚律师认为，本案的最终解决虽说不上皆大欢喜，但却充分体现了兴文县检察院践行了和谐司法、司法为民的理念。李业强获得各类经济损失赔偿12万元整后出具谅解同意书，且请求兴文县检察院不再追究六人的刑事责任，这有点类似于刑事和解或辩诉交易。无论是刑事和解还是辩诉交易，它们的共同基础都是契约关系，它们是欧美刑事案件中适用的两类最重要的司法制度。我国虽然不承认刑事和解，但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刑事和解的萌芽，比如轻微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会在量刑时充分考虑谅解同意书等。郭刚律师特别提醒的是，很多偏远地区常误认为人多力量大及法不治众，但实际上法律并不会因为人多就存在所谓的真空状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是在面对一人还是团伙甚至集体组织时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