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资本和基层干部成“接盘手”

记者在广东各地采访过数十个下乡资本项目，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起步价”是百万元，千万元级也属寻常。不管种养的是传统品种还是新兴品种，都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省内某县农业局长直言不讳：“有实力的资本家、大老板种地，至少一两千万元身家。土生土长的农民想种也种不了。”

记者选取了廉江市两个土地流转“经验村”作为观察点：青平镇那毛角村是水库移民村，除去偏远、边角地，800多亩可机械化耕种的耕地基本流转完毕，还有800多亩林地。良垌镇中塘村是占地10平方公里的大村，村支书兼村主任全王新带领的祥瑞专业合作社是示范社，流转经营本村及周边县区土地3000多亩。

大规模土地流转之后，那毛角村和中塘村农业生产经营者集中体现为两个层次：身家百万、千万元的经营者和日薪100多元的季节性短工。二者之间是少量管理员(长工)，月薪三四千元。也有一些管理员少量投资参股，或者被经营者赠送少量股份作为激励机制。

以祥瑞合作社为例。合作社有的股东经营农资、有的从事劳务招聘。董事会决定种植品种、负责技术指导和销售。合作社聘几个有种植经验的老农民作为“高管”，主持田间管理，主要负责派工、监工。田间耕作靠临时雇佣季节性短工，按日计酬。

土地流转第一手合同的年限一般为15年左右，也有按国家合同法规定的最高年限20年顶格签署，接近一代农业劳动力周期。农户签署15年-20年的土地流转合同之后，一代人将与土地脱离关系，成了影子模糊的“外出打工”者。

土地经营权从农户手中流转出来后，即使经营者弃耕退租，也不会退还给农户。有的是承租人自行寻找顶替者，有的是村委会另行招租。那毛角村有530亩土地流转期限原本是15年，但第一手承租人经营4年之后，突然弃租走人，村委会重新招商。换手期间拖欠农户地租4万多元，一直挂在村委会账上。

那毛角村流转土地的接盘手主要有：原籍本村、在广州做了20多年兽药生意的余永欣承包了500多亩种木瓜和红橙;外乡人李太军承包了530亩搞种养;做茶叶生意的老板劳福茂承包了300多亩种茶;前村支书和现任妇女主任梁玉凤(两人是亲戚)合股承包了150多亩搞种养;村书记林荣振本人承包了130多亩种红橙和药材。

中塘村2000多亩土地流转到祥瑞合作社名下，合作社投资模式是按项目招股，如400亩辣椒的股本是140万元，每股1元。股东有本村村民，也有外来资本。项目完成之后，按股分红、解散，重新设立项目重新招股。全王新本人除了经营祥瑞合作社之外，刚刚又与外来资本合股流转了2000亩，开发农家乐旅游。

一些县、镇干部也参与其中。湛江市某镇的一个副镇长流转了100亩种红橙。记者进入廉江市农业局办公室时，前来“办事”的农业局退休干部李土文恰巧坐在里面，李土文流转了200亩土地经营农家乐。

农村流转土地被称为“资本拼抢的最后的稀缺资源”。流转出来的土地经营权成为一种生产资料在市面上流通，一些流转土地经历多次的转手买卖，出现了以“经营”农地经营权谋利的“农业经纪人”。流转土地每次转手，依旧须从村委会过一道手续。当经营者因亏损、资金链断裂而弃耕退租、流转项目烂尾时，拖欠的地租就在村委会“挂账”。

做这个生意的全王新把自己称作“农业经纪人”。他说，社会游资对农业投资项目如饥似渴，但收地、整理、种养、销售过程又长又复杂，风险太大，一般投资者会感觉无从下手。他通过合作社从周边地区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完善基础设施后加价转包出去。转包的租期长短不一，转包的配套服务灵活多样。祥瑞合作社可以有偿提供技术支持和种植方案，也可以连高管一起出租。转包者甚至可以把种植、管理、销售全过程反委托给合作社，自己只作财务投资者。全王新说，广州一个何姓老板转包了200亩辣椒，租期5年。全王新每亩每年赚取地租差价200元。

农民散户挤出效应值得警惕

记者调研发现，下乡资本往往对农民小散户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专家认为，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率，减少农业人口，是农业现代化题中之意;但过猛过快的挤出给“三农”带来影响和风险，需要评估。

大型种养户，要么自己兼营种苗、化肥、农药、饲料等农资，要么以量取胜压价购进，小散户在种养成本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在农产品价格行情高峰期尚能保本微利勉强支撑，一遇到价格低潮期，小散户就失去生存空间。

但也有热心公益的大资本让农民小散户搭单分惠，在采购农资和销售产品时，以相同的价格一并为这些小散户包办了。田间管理方面，小散户可以看大资本干什么、怎么干，依葫芦画瓢儿，收成也相当不错。

随着产业集中度提高，种养非本地区主流品种的农户散户也面临被挤出的生存危机。遂溪县和廉江市相邻，原本都是传统甘蔗产区。但廉江政府主力发展红橙，而遂溪主打甘蔗。几年之后，廉江剩余的蔗农陷入窘境：机耕队、收购等各种配套服务机构都蜂拥到规模效益更好的遂溪县，对于廉江蔗农的需求，要么不能在最佳农时提供服务，要么提价，很多廉江蔗农无奈退出。

记者原计划逐家采访农户，但见村里关门闭户，好不容易逮着的留守者，对家里劳动力的去向语焉不详，只是含糊地说“去广州做工”“在深圳做电器”“在镇上打工”。湛江市要求乡镇干部“包村”，“包村干部”每年对自己分工的每一户村民走访一次，并建立家庭状况台账。但最完备的台账上也只是登记到“外出务工”，没有更详细的去向。(记者 钟玉明 吴涛)